2023台灣民間版數位政策白皮書（草案）
緣起
在過去一段時間，台灣的數位法制立法相當緩慢，但數位技術卻推陳出新。許多舊的問題仍未處理完畢，新的技術又不斷冒出來。
而總統大選即將到來，可以想像各個陣營將會推出相應的數位法制。但是，若是沒有從數位視角出發，恐怕難以應對未來數位技術所帶來的挑戰。
2023台灣民間版數位政策白皮書嘗試從數位技術帶來社會改變的角度出發，去盤點遇到的問題，進而思考可能的數位政策解方。期待本白皮書可以發揮拋磚引玉的效果，對台灣未來的數位政策帶來改變。
前言
隨著數位技術的普及，數位技術已經逐漸滲透到各個不同的領域，對許多領域帶來衝擊與改變。如Uber改變了計程車產業的運作方式，維基百科改變了知識領域的運作方式。可以說，數位技術並非只帶來了技術，還改變了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
因此，我認為，所謂的數位政策，並非單指採用數位技術的相關政策，而應該是應對數位時代所帶來改變的政策。
數位技術帶來怎樣的改變？簡要而言，數位技術使傳輸速度增加、資料量變大，並使世界的變化變得更為快速。為了應對這樣的環境，組織就應該更確實的從資料中了解現況、更有彈性的應對環境改變，並最後用有效率的方式對環境做出回應。在另外一篇文章《數位治理：願景與框架》中對此有更詳細的論述，在此就不贅述。
為了因應這樣快速變動的環境，組織需要提高內部運作的效率，並以更有彈性的模式應對變化。各種資源需要快速整合、媒合，因此需要先把資料的格式做一致性地處理，以方便彼此對接。如同書同文、車同軌一樣，這些資料與資源，需要單元化、規格化、模組化，以方便最終在整合時可以像樂高積木一樣快速對接。
對接的過程中，除了資料之外，協作的人們彼此要有一定的默契才能提高效益，這也是一種建立標準化的過程。一起生活、工作的人們，隨著時間的進展會開始形成自己的默契，進而形成部落。網路讓許多人可以突破地理的限制，成為虛擬的部落── 也就是網路社群。在社群中，人們會形成共同體，有共同的價值與文化，也會開始形塑該領域專有的知識。
若是人們逐步封入社群中，減少社群之間的交流，就可能會導致社群之間彼此誤解，而產生衝突。但這些社群若是可以交流，促進資訊的流動，就能幫助社群中的人們彼此了解，化解衝突；而社群內的知識若能流動，就能夠協助人們在決策時擁有更多元的資訊，以做出更好的決策。雖然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仍有邊界，但若能盡可能擴大這個邊界，就能夠促進社群之間的理解與交流，進而打造出更大的社群。我會稱這個過程是「再社群化」。
當然，促進文化的交流，有時候還是可能會彼此互相衝突、壓迫，導致多元化的喪失；也可能出現權力的衝突。如何適當地促進彼此間的信任，幫助交流的順暢，將會是重要的課題。
為了幫助彼此互相了解，我們不能只是交流「想法」。而要回過頭來，思考每個人所持守的價值，以及生活中的體驗為何。從體驗出發，彼此互相了解不同的感受，才能同理不同的想法，進而一起做出涵容彼此價值的決策。
透過以上的過程，就能幫助個人、組織或產業以更有效率與彈性的腳步，適應數位時代帶來的快速變動。而這樣以彈性的腳步應對變動的思維，相信正是數位思維的核心。
分析框架
為了分析並拆解數位時代對政府、公司或個人帶來的改變，進而討論政府該採用的數位政策，本文將會循《數位治理：願景與框架》一文以輸入、運算、輸出的三個面向進行拆解，分析數位環境對這三個面向所帶來的挑戰，再針對政府、產業、個人三個不同的角色，提出可能的政策方向。
政府的數位轉型
在政府的部份，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部份。
資料輸入：從聆聽真實民意到邀請民眾協作
首先是在資料輸入的部份，在海量資料下，政府需要有方式妥善的找出有價值的資訊，以作為施政之用。過往的方式包含民調、或是從輿情分析系統得到資料，也會邀集專家進行座談，或以公聽會、聽證會的形式向民眾徵詢意見。另外，也很靠政務官自己的人脈以收集民間的聲音。
但是，隨著技術的進展，收集資料有更多方式，包含政策施政過程中的資料分析，就能更精準地看到問題，並進而找到解決方案加以改善。
舉例來說，地方政府分析1999等相關資料與趨勢，就有機會看到都市正在發生的問題；透過對人口資料的分析與其他資料的勾稽，也能就政策面定位出可能受影響的相關族群，並規劃接觸與了解他們的方式。
透過更進一步的訪談、調查，到民主審議等等模式，就能進一步洞悉民眾之所以產生某些感受或想法的根本性原因，或是背後的價值想法，也才能規劃出真正符合需求、解決問題的政策。
而對於民眾的聲音，也不能只停留在「聆聽」，透過開放政府等等相關的作為，政府可以進一步邀請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參與，透過有計劃與規劃的程序，幫助這些利害關係人了解彼此的價值與困境，就有機會讓他們一起討論、共創出彼此都能認同的政策。
內部運作：成立數位治理辦公室，打破部會藩籬
在運作的方面，面對步調更快的數位時代，政府的運作速度需要提昇，組織內部的障壁也要打破。
政府是運作非常久的組織。在這樣的組織中，各個不同部會之間的分工非常細緻，但也導致了榖倉效益。各個不同的部會會形成自己的部落，彼此難以交流。在分權負責下，為了避免彼此衝突，與其他部會相關的業務就盡可能不要碰，只碰自己部會可以掌握的業務就好。
但是在變動越來越快的現在，許多議題是跨領域的議題。如Uber，牽涉了數位技術、勞動、交通等不同領域，並非單一部會就可以處理。為了應對外部環境的變遷，政府需要有部門來應對新興議題，協調各個部會以應對這些議題。
目前雖然行政院下已經成立數位發展部，看似可以統籌政府的數位化；但事實上，這是一個「部」，難以指揮其他部會，也很難在沒有明確授權下進行跨部會協作業務。同時，需要協調各個部會加以應對的新興議題，也未必涉及狹義的數位技術。在這樣的狀況下，數位發展部很難擔當這個協調的角色。
因此，行政院需要建構中央層級的數位治理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是個固定編組，主要職責在於應對各式的新興議題，可以要求各個部會配合相關業務，又可以以PMO專案辦公室的方式，協助各個專案的運行。其運作方式與結構，可以循過往的「開放政府聯絡人」機制作為基礎，再進行強化。數位治理辦公室應有相應人才、人力與資源，其成員除了政府公務員外，也要適度加入來自民間的人才，如服務設計、審議、熟悉非營利組織的人才等。
面對新興議題時，經過行政院長的授權，這個辦公室就有權限可以召集不同部會的聯絡人，並從不同部會的利害關係人找到處理此事的負責人，並先初步盤點議題的內容與可能的利害關係人。同時，這個辦公室應該也要有能力透過資料分析的方式，找到其他可能的受影響族群。
針對這些受影響的族群，數位治理辦公室有能力與資源可以進行專家訪談、多方利害關係人對談或舉行審議等等，調查第一線受影響者的狀況，了解他們所持守的價值，並釐清核心的議題內容。透過援引服務設計的精神，這個辦公室可以以人物誌等服務設計的方式，協助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彼此了解、找出共識，並協助他們與公部門一起共創可能的解決方案。
數位治理辦公室有共同辦公空間，每周可以開放固定時間，讓不同部會的負責人及相關民間利害關係人、專家學者一起交流、討論並即時處理議題。進一步，可以用一段時間一起在同一個空間協作出針對此議題的相關政策，並盤點其他需要調整的政策。這才能以協作的精神，開創出真正可以解決問題的政策。
以這樣的模式，除了可以組成快速反應的小組外，也可以匯集各個部會的專業知識，並適時納入民間的力量，在涵容不同立場的狀況下，協作出好的政策。
統整政府內部資料，規範資料交換格式
資料，是未來新型態的資源，政府內部的施政、網站，都含有大量的資料。但這些資源要經過整理、對接，才能發揮價值，比如找出施政上的可能問題，或是可能受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因此，政府應該對內部資料進行盤整，經過清理與處理，當對資料有需求時，對接與媒合才會快速。可以說，這是數位政策的基礎建設。
第一步，就是政府應該掌握資料的所在位置，以及資料的欄位。這些資料欄位的命名與存儲應該要有指南，讓這些資料欄位在規劃之初就符合規範。目前雖然數位部有政府資料標準平台，但這個平台內的資料其欄位、命名，均沒有規範，規格相當混亂。政府應該研擬命名與資料欄位規範，盡可能援引國際上通用的資料標準，並要求部會與承包廠商逐步導入。
第二步，則是規劃資料交換的方法。首先，資料庫不能讓人任意存取，資料庫的安全存取方式與加密規範，應該要有統一且一致的規範，要求部會遵守；資料庫之間以API等方式交換資料的方式也應該加以規範。愛沙尼亞的X-Road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框架，而台灣政府確實也已經在努力導入，並規劃自己的T-Road。根據這個框架，政府的資料保存在各個部會自己的資料庫，但若是有民眾或法律的授權，政府就可以透過規範的API串接資料並加以利用。
愛沙尼亞的X-road有完整的API規劃，也有法律的支持，台灣應該制定相關的法規，如《資料交換層法》，盤點各個部會的資料與格式，並規劃相應的API。在這個過程中，台灣的公務人力絕對難以應對專業議題，應該適度引入資訊社群與民間專家的力量，一起協作相關的規範與作業標準。
政府資料的串接能帶來哪些好處？首先，民眾可以透過統一的介面，去檢視政府內部存儲哪些個人資料，會在怎樣的狀況下進行存取，也能看到存取的記錄。這樣My Data的服務，可以幫助人們檢視自己使用政府服務的狀態，也能進一步了解政府如何運作。
再者，透過資料的串接，政府的服務也能更好地使用。包含民眾填寫資料時，往往需要一再填寫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等等資料。若能經過數位簽章與授權後，授權該單位一次向戶政資料庫存取個人戶籍資料中所需的欄位，就能避免每次填寫表格的時候都不斷重新輸入自己的個人資料，而有更好的政府服務體驗。
這個網頁也能成為一致性的政府服務入口，協助人們看見自己能申請哪些服務，進而串接資料，讓人們申請的過程能更友善、更好用。
便民的資料開放
在不侵犯隱私的狀況下，政府資料應該盡可能向民眾開放。但目前，政府的開放資料仍有不少問題。
第一，政府內部有哪些資料，外界不易了解，也難以跟政府請求；第二，資料若有稍微涉及個資隱私的部份，政府部會在避免責任狀況下，就會此為由，迴避資料的開放。
因此，政府應該定期盤點資料，若無重大理由，則應該釋出資料的欄位供參考，並釋出部分的假資料。當民眾請求資料，卻涉及個資隱私部分時，可以透過「開放演算法」的形式加以開放。民眾可以撰寫演算法，提供給相關單位或第三方審視，若審視後無洩漏隱私之可能，就可以在資料庫中定期運算該演算法後，將結果開放給公眾利用。
統一且一致的對外溝通管道
如前所述，政府內部的分工細緻，導致了榖倉效應。在提供給民眾服務的時候，部會也會各自提供服務。從許多政府的網頁上就可看到，政府提供服務的單位，是「業務」。但對民眾而言，民眾真正需要的，是「服務」。若要提供服務，就必須整合不同的業務，以需求者作為導向，在政府內部就將業務整合為服務，才能妥適的提供民眾服務。
在對外溝通方面，目前台灣政府的溝通由各個部會自己進行，雖然對公務員來說較為便利，但對於民眾而言，來自各個部會的溝通很可能會讓人們無所適從。台灣許多地方政府規劃了1999市民專線，任何問題撥打到這個專線，都會被分配到妥適的局處來處理。在中央政府層級，也應該導入類似的機制，把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溝通管道盡可能整併。
舉例來說，政府有各式各樣的便民電話，但這僅有電話服務，且有時難以查詢、記憶。進一步，這些電話的業務若能整合由單一單位提供服務，由各個部會就自身業務向該單位申請年度的量能，就能有統一且一致的服務體驗。而該單位可以不只有電話，也可以提供網頁的單一入口，綜整政府的服務入口。
同時，根據民眾的相關申訴資料，該單位可以掌握民眾的特定需求，若有審議或是需要找利害關係人協作的時候，就能透過該單位聯繫相關利害關係人，以參與相關會議。而其他部會僅需要提出需求，或是購買該單位的服務，就能由該單位以專業的服務處理。
這樣的規劃，就是以模組化的方式，抽出其他部會與民眾溝通的部份，並以單一部會綜整處理。除了可以讓政府的服務有一致、專業的體驗外，也能夠降低其他公務人員的負擔。
政府內部的數位轉型
台灣政府雖然在這幾年間逐步採用數位技術，但導入的步伐紊亂，往往還沒有產生好處，就先發生許多壞處。以電子公文系統為例，原本希望可以以數位公文取代實體的紙本公文，但許多文化並未改變，結果公文系統變成數位與實體紙本並行，反而造成更多負荷。這個過程有許多環節可以討論。
首先是數位採購。政府的數位採購常常無法找到好的廠商，或是找到了廠商，也未必能夠有好的工程師協助撰寫系統。結果政府常常做了很糟糕的數位系統，廠商也怨聲載道。
因此，政府的數位採購應該進行改變。定型化契約應該被重新審視，並規劃不同版本，舊版應該在一定時限內失效，避免公務員繼續沿襲之前的契約。再者，在發包之前的規劃案，應該要有專業人員協助公務人員，以撰寫出確實可行的系統；在價格方面，應該要合理評估，給予廠商合理的利潤，廠商才有資源去聘請更好的工程師，並讓工程師接受好的培訓。在驗收的時候，則應該要有專業工程師一起陪同驗收，以避免廠商開發出糟糕的系統，卻誆騙政府成果可行，導致政府得到一個充滿技術債的數位服務。
這些廠商所撰寫出來的系統，在資料儲存的部份，如前所述，應該盡可能採用國際標準規劃欄位，以更容易使用國際標準開放，並能以國際通用的函式庫處理；而程式碼的部份，在可行的範圍內應盡可能開源，並且以模組化的方式，鼓勵其他的採購案重用這些程式碼。
過往許多採購案的程式碼不能重用，導致廠商沒有動力撰寫出好的程式碼。透過鼓勵廠商重用之前寫過的模組，廠商就有動力撰寫出更通用、更好用的模組，除了簡化開發流程外，也能減少很多時候因為工程師一時疏忽所導致的資安問題。
在服務可用性方面，政府所建置的數位服務應該要有規範，強化相關韌性，並鼓勵廠商多使用國際常用的好用雲端服務，如AWS、GCP、Azure等。當然，這也需要以政策鼓勵這些雲端廠商在台灣建立機房。
公務員數位素養的精進
政府是改變非常緩慢的組織。台灣的政府受到總員額法的限制，用人有非常多的限制，部會數量也受限。這導致台灣的政府面對數位環境時，遇到非常多的困境。
首先，公務員資訊部門的職系規劃也應該進行改善。目前跟資訊、數位相關的公務人員，考試時多只針對基礎資訊職能進行測驗，但是綜觀一個公司的數位部門，常常就包含撰寫程式、伺服器維護、專案管理、資安、設計等等。若公務機關的職系沒有規劃完善，就會出現擅長專案管理者若要升等，下一個職缺反而需要處理資安的這種不合理現象。
政府內部雖常有資訊相關部門以提供協助，但事實上，這些資訊相關部門常常長期在寫標案、處理標案，卻未必有時間進修新的技術。資訊數位技術變化非常快，若沒有時間吸收新知，這些專案的技術跟不上時代，就可能會產生流量無法負荷，或是網站無法使用手機瀏覽等各種狀況；面對越來越進階的資安攻擊，這些數位服務恐怕也難以應對。
台灣政府資訊部門長期處於人力不足、專業不足、流失率高的狀況。這是整體結構性的問題，包含資訊部門人員的待遇與培訓需要強化，也需要規劃符合他們專業的職位。
目前台灣任用資訊處理職系公務人員的方式需要改善。過往，這些資訊部門被認為是要維修、維護其他人所使用的電腦。但隨著時代的進展，許多企業的資訊部門都已經更為強化，除了維護電腦外，也協助部門進行數位轉型，或是動手修改企業內部所使用的系統。同樣地，政府中資訊處理職系的公務員，當然也需要更多的專業與分工。
但是，在現行僵化的職系下，有時候資安的公務人員若想要升職，可能就要擔任運維的職務才能升職，使他無法發揮所長；而不足的員額使某些單位的資訊員額僅有一位，恐怕難以負荷各種專業所需的技術。
因此，除了提昇各個部門的資訊人力之外，在職系方面，這些人員就應該粗分為服務設計、架構規劃、系統運維與資安，以讓各種資訊人才能有通暢的內部升遷管道。在待遇方面，這些資訊人才的待遇也應該提昇，才能與當前企業的資訊人才進行競爭。
台灣公務人員在工作忙碌之餘，很難有時間可以加以進修，但數位技術與時俱進，若沒有定期進修，很快就會失去對新技術的掌握，甚至可能因專業不足而發生數位或資安相關的事故。因此，針對公部門的技術能力，政府應該要有機制定期培訓，以幫助資訊公務員了解新技術與可能的極限，以提供更專業的服務。這樣的定期培訓機制可以包含定期參與民間培訓課程、協助考取民間的技術證照，或是鼓勵公務員參與台灣或國際數位社群所舉辦的研討會等。透過這些方式，才能幫助這些資訊人才在政府內部的工作之餘，也能跟上資訊技術的新趨勢。
若短時間內，政府的部門需要數位技術的支援，資訊部門應該建立相關機制可向數位部求助，並要求技術人員協同討論，或甚至派駐一段時間加以協作，以改善問題，並提供更好的服務。
民選的政治人物照理說應該更有機會與時俱進，了解數位技術與應用，補足公務員的技術不足，但在台灣的政治環境下，政治人物的樁腳、組織多佈建在傳統的社群當中，收集到的資訊也較傾向實體，導致台灣的政治人物在數位素養方面仍有待加強。當政務官與事務官對數位政策都較不熟悉下，自然也難以規劃妥適的數位政策，或引入數位人才以協助決策。
產業的數位轉型
台灣許多公司都是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數位素養不足，難有數位人才提供妥適的數位服務，一方面內部資安常有問題，容易遭受駭客攻擊，另一方面引入數位服務時容易遇到問題，數位轉型也常常不知道如何開始。
強化指引與罰則，推動企業重視資安
在資安方面，政府應該可以維護強化資安的指引，並提供可能的資源，協助公司強化資訊系統的資安。但針對不願意花成本強化資安的公司，就要有罰則讓其遵守規範。因此，相關的法律應該進行強化，針對資料外洩事件，政府要有能力對廠商開罰，其罰金不能低於強化資安之金錢，應要能針對公司營業額之比例進行開罰，並要有法律規範協助資料遭到外洩之民眾向公司求償。
增進數位人才進修資源
在數位人才方面，台灣有許多與數位技術相關的研討會與社群（程式語言、專案管理、資安等相關研討會），這些研討會、社群，都是孕育數位人才的搖籃。針對這些研討會，政府應該提供場地與資源協助，讓這些社群、研討會能持續茁壯。
而針對產業內之人才，政府可以鼓勵其另外針對數位技術進行進修。除了找相關教育訓練機構進行訓練外，也能補助其參與台灣或國際之數位研討會，了解數位技術的趨勢，進一步才能強化數位素養。
推動產業資料交換生態系
進一步，政府應該協助產業建構資料交換的生態系。若能建構產業間的資料標準，就有助於產業間彼此交換資料，進一步形成資料經濟。政府應該透過公協會等組織，協調並鼓勵企業循資料標準儲存資料，並建構資料交換的標準。這些標準應該盡可能遵循國際標準，以便使用國際通用之函式庫處理；但若經過討論，發現國際標準不適當，也可以另外規劃相關格式。若這個資料格式使用狀況不錯，就可進一步在政府協助下，提交國際標準並倡議國際使用。
進一步，這樣的資料交換也可以市場化，建構出資料交換的市場，幫助企業透過採購等方式，購置資料以強化自己的公司運作。在AI逐漸成熟的今天，這樣的資料交換市場就能讓公司有機會採購更多資料來訓練自己的AI，發展出成熟的AI服務，也讓提供資料的公司獲得一定程度的收益或分潤。
數位技術讓台灣的產業不只可以做台灣的生意，也有機會透過數位服務，做國際市場的生意。但是，若要做國際市場的生意，廠商需要了解各國的數位產業生態。政府若能鼓勵公協會調查各國狀況，就能初步協助這些產業看見外國的需求與進入市場的方式，進而鼓勵台灣的產業走入國際。
個人的數位轉型
個人在數位時代下，也遇到許多挑戰。
數位平台應視同民主基礎設施
目前使用數位平台與其他人進行交流，進而建立社群，已經是社會上每個人的日常。這些數位平台並非只是企業的盈利工具，在上面進行的各種公眾議題，也影響著民主政治的運作。這些數位平台不能僅視為企業的禁臠，應該進一步以民主基礎設施加以檢視。健康的數位平台，應該要能夠幫助民主國家的公民在上面進行理性、健康的政策思辨，並在上面形塑對於未來社會方向的共識。
但可惜的是，這樣的思維並非主流，反而是數位平台在盈利壓力下，會利用使用者的注意力加以轉換成自己的收益。這些數位平台透過吸引使用者使用後，再投遞廣告以賺取金錢。在這個過程中，數位平台可能會收集過多資料。一方面若業者的資安有問題，就可能導致個人資料遭到駭客竊取；若是業者濫用演算法，把人困在同溫層中，也可能進一步導致社會的撕裂。
同時，目前有許多不肖的廣告與公關業者，會使用機器人生成假帳號，並利用假帳號炒作虛假的意見。輕則炒作不實的產品口碑，重則在網路上炒作風向，造假輿論，或對意見不同之個人進行系統性霸凌，造成社會的衝突與撕裂。
在這塊，除了前述對廠商軟體服務的資安要求之外，也應該針對數位平台進行管制。政府應該透過諸如《數位中介服務法》等法案，要求數位平台善盡社會義務，一方面提供使用者完善的救濟管道，另一方面也應該針對濫用服務之假帳號進行管理，避免遭到濫用；針對不該出現的內容（如性私密影像），業者應該提供給當事人合理的管道，並有機制儘快取下有問題的內容。
目前歐盟已有數位服務法（DSA）對平台責任義務進行規範，台灣可參考該法案以要求線上服務平台善盡責任。這包括要求這些線上平台服務提供者應該每年分析及評估重大系統性風險（如性私密影像外洩等），並針對這些系統性風險採行合理、符合比例原則且有效的管理措施（比如取下性私密影像，或與事實查核組織合作，減少虛假訊息的流通）。主管機關也應該可以要求平台業者辦理稽核作業，如要求第三方中立機構審核平台運作狀況，並把報告送主管機關備查。若該服務提者提供推薦系統，應該在服務使用條款中記載推薦系統採用的主要參數，並提供使用者調整這些參數。
至於引發爭議的部份，主管機關是否可逕行要求業者標示或取下內容？這應該再經過更多討論，才可定奪。
至於數位平台的收益方面，或許可以嘗試思考或規劃一些方式，讓數位平台可以透過完善公共討論場域而獲得收益，讓廠商有動力願意維繫一個理性、自由交流卻不不會淪於霸凌其他使用者的平台。
強化資安意識，避免個人隱私外洩
除平台業者的改善外，針對個人，應該協助使用者強化資安意識，保護好個人資料，避免自己的帳號遭到駭客入侵；在資訊接收方面，則應該鼓勵使用者要有資訊素養，了解如何辨別有問題的資訊。這包括鼓勵使用者參考國際IFCN所認證的事實查核組織資訊，資助協助培養資訊素養之公民團體，要求業者與事實查核組織合作等。
在個人數位身分方面，台灣應該先行立法，再考慮該如何推動數位身分證等相關議題。相關技術方面，可以考慮使用多重認證，或以app-specific token取代身分證字號等方式，強化個人隱私之餘，也增加使用上的便利性。
改變媒體，增加優質資訊來源
除了平台外，公民的理性思辨需要優質的資訊來源，而一個善盡責任的媒體，可以扮演這樣的守門員。與平台一樣，優質的媒體也是民主基礎建設的重要一環。媒體若是不提供優質的資訊，反而操弄閱聽人的情緒、傳播腥羶色新聞，就會導致民眾難以進行理性討論，也會影響民主的素養。
目前台灣的媒體業利潤僅來自於廣告，因此非常需要流量以提升其收入，但這卻導致媒體需要以腥羶色或吸引流量的新聞來爭取收益，也影響閱聽人所收到的資訊品質。
要改變商業媒體，需要有強大的公共媒體才能引導商業媒體的改善。目前公廣集團團的華視已經進駐52台，不過仍需要更多資源，才能提昇公廣集團的新聞品質。對比NHK、BBC等其他國家的公共媒體，台灣的公共媒體需要更多資源。
另外，除了廣告外，應該要探討是否有機會提供給其他媒體更多收入來源，以抑止這些媒體為了增加廣告收入而降低新聞品質、操弄閱聽人情緒的狀況，也讓這些媒體有機會可以做更深入的調查報導，成為公民社會的基礎設施。
數位浪潮下的公正轉型
數位技術並非只帶來好處，也有許多人在轉型的過程中，因為數位技術帶來的改變而受害。有些人在社交平台上受到霸凌，有的人被虛假訊息欺騙，還有的人因為數位技術不足而失去工作。
政府應該援引「公正轉型」的相關思維，盤點在數位技術出現的同時，是否有人受到傷害，以及該如何幫助這些人。一方面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學習資源，幫助他們適應新的環境，或是協助其發揮專業能力，在數位技術的加值下，找到新的工作機會。
針對資源不足的偏鄉地區，政府也應該規劃政策，幫助他們彌平城鄉之間的數位落差，讓他們可以透過數位技術，得到適當的學習資源與機會。
數位浪潮下的重要議題
除了以上三個角色的數位轉型外，在數位浪潮下，也有一些議題是橫跨各個角色都要面對的問題，在此也加以探討。
AI帶來的衝擊與應對
近期幾個月，AI的技術推陳出新，Midjourney和Satble Diffusion技術讓設計師與一般人可以更快地產出一定品質的圖片，OpenAI公司所推出的chatGPT，則對學校與職場帶來了巨大的轉變。許多人透過AI更快速地學習新的事務，也更有效率地完成了工作；同時，也有許多工作機會將會被AI取代。在未來，可以想見這些AI技術將不只是進入我們的手機，也可能進入身邊的裝置，便利我們的生活。
AI所帶來的改變，主要在輸入與運算的層級。在輸入方面，AI需要更為大量的資料來進行訓練，但這些訓練的成果，卻可以替政府、企業乃至於個人的運算效率進行強化，並讓人腦有限的運算能力可以投入到更有價值的部份。
在AI產業方面，AI的訓練仰賴大量的資料。透過前述的資料規格一致化，以及成熟的產業資料生態系，將可以幫助有心的公司取得大量訓練用的資料，以訓練出更為成熟、好用的AI。不過，可以想見資料的著作權將會是重大的爭議，屆時著作權等相關法律恐怕需要針對此加以探討應對方案。
再者，如同《編碼偏見》紀錄片所言，訓練AI用的資料若存在偏誤，AI也可能會產生偏誤。如何在訓練AI的時候有一致的規範，避免AI產生歧視特定人的狀況，需要有機制加以驗證、審查。
在AI的應用方面，未來各種情境都可能會使用到AI，但AI並非完美，如同人一樣，AI也可能會犯錯。比如自動駕駛若是出現車禍，其責任該如何鑑定、規範？這是未來仍需要持續討論的問題。
在政府與企業層面，AI的引入將可以帶來巨大的改變，強化執行的效益。但是AI使用的過程也可能導致內部的機敏資料或個人隱私資料遭到洩漏。該如何在使用AI之餘仍能保障隱私與機密不會外洩，仍是需要在技術與法制上持續討論之處。
在個人層面，AI雖能帶來重要的改變，但使用AI技術並非沒有門檻。包含AI演算法的特性、如何發揮其功能，以及如何減少AI犯錯，或甚至揪出AI的錯誤，都需要知識與經驗。因此，首先就是如何協助更多人掌握這樣的技術，進而協助他們提高工作效率，或是改變其工作型態。
同時，AI的到來一定也會取代許多人的工作。除了許多失業的人需要進一步輔導、幫助他們適應新的工作型態外，人們一定也要花更多時間來進行學習、培訓，以適應未來的新環境。這些轉型、學習都需要政府投入資源。
但反過來說，AI取代了大量工作，有許多原本納稅的勞工轉而變成需要政府投入資源加以協助；企業大量盈利之餘，卻未必繳足夠的稅收以涵蓋這些政府所需的更多支出。因此，近年來一直都有人提出「機器人稅」，要政府對這些替代勞工的技術或機器人進行課稅；若搭配無條件基本收入等制度，就有機會讓人們在失去工作機會時，仍能有尊嚴地生活，進一步也能讓他們有機會重新學習，再度進入新的職場，也帶來更多新產業的人力資源。這樣的政策可以改變AI技術的分潤，讓AI帶來的收益可以幫助更多人，也讓AI帶來的數位轉型不會落下每一個人。
資訊戰的應對
除了以上問題外，台灣有更獨特的問題：來自中國的統戰。透過資助、命令、指示代理人等方式，中國會在台灣嘗試以散佈虛假訊息的方式擾亂並造成社會的分裂。
影響力透明化法案，使境外勢力透明化
這些代理人應該參考澳洲的「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制定「境外勢力影響力透明化法案」。為何是針對「境外勢力」？因為中國的統戰相信不會只來自於中國，也可能會利用其他國家的組織作為中介，以遂行其統戰的目的。透過這個法案，可以要求可疑的單位回報其是否受到中國的資助、指示等，若發現有不法行為，也能透過國安法進行查處。該法律可以說是雷達，幫助我們管理中國統戰的灰色地帶，也能讓更多違法行為被發現、查處。
確保媒體資金來源，避免中國滲透
由於媒體是資訊戰中重要的角色，高品質的媒體可以成為民主的基石，但若是媒體遭到收買，則很可能成為統戰的代理人。對此，或許可以推行對媒體的透明化法案，要求媒體就金流與收益進行揭露，也讓大眾了解新聞媒體的收入來源是否符合民主國家的要求。
成立資訊戰應對單位
針對目前中國對台的資訊戰，政府應該成立資訊戰監控與研究組織，對其資訊操作手法進行調查與研究，以研擬可能的法制作為。這個組織可以參考如愛沙尼亞與北約合作所成立的塔林資訊戰卓越中心，以台美合作的方式進行規劃。
結語
以上為我近期所思考與規劃的相關數位政策。若對以上的內容有任何意見，都歡迎以留言或各種方式一起參與討論。總統大選即將到來，相信各個陣營的總統候選人也會拋出數位相關政策。期待本白皮書可以發揮拋磚引玉之功能，在數位政策方面引領討論，進而替台灣的未來打下數位治理的基礎。
（感謝一眾好友提前審閱本白皮書並提供相關意見，特此致謝。）
